今年8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下沉市场消费领域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是金融服务下沉、触达县域中低收入群体和小微经营者的关键通道。
围绕普惠金融在促消费中的角色、如何平衡激发消费潜力与防范非理性借贷、AI与数字普惠金融如何触达新市民和乡村居民等问题，南都湾财社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原副院长莫秀根。
他提出，普惠金融应扮演消费能力建设者、波动平滑者、信心支撑者三重角色，消费金融也应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同时必须重视金融健康。他认为，AI在消费金融领域的应用不改变金融本质，只改变成本边界；广东探索“消费金融+AI“，应以是否改善消费者金融健康论英雄。
建设者、平滑者、支撑者
普惠金融促消费应扮演“三重角色”
南都湾财社：您长期关注普惠金融与消费的关系，曾提出“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对消费产生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当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作为我国消费领域首份专项五年规划已印发，您认为普惠金融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莫秀根：《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是我国消费领域首份专项五年规划，它的意义不只是促一把消费，而是把扩大消费放到中长期发展的框架里去谋划。在这个框架里，普惠金融应当扮演三重角色：消费能力的建设者、消费波动的平滑者、消费信心的支撑者。
之所以这样定位，是因为长期以来普惠金融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很多普惠金融产品事实上在为消费服务，但消费金融通常被排斥在普惠金融之外：一是把普惠金融局限于信贷服务，二是认为消费是消耗财富的行为。这两种认识都需要纠正——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既需要帮他们创造更多财富，也需要帮他们合理消费；只有把财富转变成生活福祉，财富本身才有意义。因此，消费金融也应该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
南都湾财社：具体而言，您认为普惠金融在促消费方面可以有哪些作为？
莫秀根：从机理上看，普惠金融对消费的促进是多方面的。一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农户的生产经营，增加就业和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二是通过信贷调节收支波动、平滑支出，农村家庭的季节性收入波动和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不稳定，都需要相应的金融安排。三是要正视生产经营和消费资金混合使用的现实，小微企业和其家庭并不严格区分生产性信贷和消费信贷，这一点对政策设计很重要。四是提高支付和汇款的便利性，这既改善了新市民家庭的福祉，也扩大了消费。五是提升消费者的金融健康水平，让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信心，消费意愿才会回升。
在具体作为上，可以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大力提高消费者的金融能力，这是金融服务能否转化为生活福祉的关键，金融知识应当纳入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二是大力提升金融健康水平，建立度量体系，把金融健康作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三是加强数字平台建设，打通跨部门数据，建立数据交流、使用和利益分配的机制；四是扩展普惠金融的服务内容和生态体系，同时跳出金融发展金融，着力加强金融环境的建设。
从“限制借贷”转向“增强韧性”
金融健康才是“敢消费”底气
南都湾财社：您在研究中引入“金融健康”概念，强调普惠金融要从“可得性”迈向“增进金融福祉”。在金融促消费的实践中，如何平衡“激发消费潜力”与“防范非理性借贷风险”之间的关系？
莫秀根：我认为“激发消费潜力”与“防范非理性借贷风险”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取舍关系，而是同一目标下的两个侧面。
普惠金融和金融健康最终目标都是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具体目标不同：前者求“包容”，解决被金融体系排斥的问题；后者求“效果”，要求金融服务真正提高人们的安全感、财务自由度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可见金融健康是普惠金融的更高层次，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可得”只是起点，“用好”和“受益”才是终点。同样一笔消费信贷，用得好是平滑了收支波动、支持了教育投入，用得不好就是过度负债——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借，而在于借了以后消费者的财务状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
为什么必须重视金融健康？一是消费者的脆弱性普遍存在，一旦外部冲击来临，原本还得起的债务就可能变成还不上的债务。二是便利的数字金融可能引爆不良金融行为，局部的风险也可能被网络化的服务快速扩散，进而削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从现有研究看，决定金融健康的因素主要有四方面：收支情况、意外冲击的频率与强度、个人习惯与决策能力、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因此，平衡两者的关键是把风险防控从“限制借贷”转向“增强韧性”。可负担的消费信贷和防止过度负债本来就是一件事的两面；我们要防的不是借贷本身，而是“负担不起的借贷”。
南都湾财社：金融机构应如何提升消费者的金融健康水平，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的同时不陷入过度负债？
莫秀根：具体到金融机构：把金融健康作为经营目标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合规要求；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不要把弱势群体简单视为高风险客户而排斥在服务之外；做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把利率和费用主动讲清楚；补齐保险和储蓄这两块短板，只有家庭的财务韧性提高了，消费才敢往前排；把金融素养教育落到实处，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增加经济金融通识教育。
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前提不是能借到更多钱，而是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信心——这种信心来自稳定的收入预期、必要的储蓄缓冲、可负担的保险保障，以及看懂金融产品的能力。
AI只改成本边界，不改金融本质
探索“消费金融+AI”应以金融健康论英雄
南都湾财社：您长期关注数字科技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影响，当前广东正探索“消费金融+AI”服务模式创新，您如何看待AI新技术在消费金融领域的应用前景？
莫秀根：我对AI在消费金融的应用前景是看好的，理由不是“AI很先进”，而是它能直接解决消费金融的三个长期难题：识别客户的成本高、服务单笔小额需求的成本高、风险判断依赖抵押和强相关数据。
AI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没有信用记录的人”变成“可以被识别的人”，为这一群体建立替代性信用画像。二是把成本压到能够支持极小额度服务的水平，使额度很小的消费信贷在商业上成立，并能针对不同客户设计差异化产品。三是把风控从“事后催收”推向“实时干预”——消费信贷的过度负债往往是许多小额借贷累积的结果，实时识别才能及时提示。
必须强调一点：AI不改变金融的本质，只改变成本的边界。仅仅依赖模型筛选，被排斥的人仍会被排斥。
南都湾财社：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如何解决数据治理、数字鸿沟等问题，让金融服务更精准地触达新市民、乡村居民等群体？
莫秀根：关于数据治理，核心不是“要不要用数据”，而是“用什么规则用数据”。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保护与流动，信息不流动就无法释放价值，“信息孤岛”又可能导致过度贷款，需要建立既让信息有序流动、又界定使用边界的规则；二是公共产品与商业产品的分工，征信和信用信息共享这类基础设施应由政府负主要责任，产品创新交给市场；三是数据与数字乡村，如果乡村的产业和治理本身没有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就失去数据来源。
关于数字鸿沟，要承认两个方向：弱势群体数字化程度较低，在数据系统中留下不良记录的可能性又较高，都会造成数字排斥，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设计问题。
新市民和乡村居民的金融需求是生产性、消费性和保障性高度关联的，不能只是“给一笔钱”，而要针对收支波动大、保障不连续的特点提供产品组合。技术还要真正下沉到县域和乡村，但“下沉”不等于装终端、上系统，也要同步建设人才和监管能力，防范算法偏见的排斥。
关于广东的探索，我建议把“是否改善了消费者的金融健康水平”作为评价创新成效的核心指标，而不是只看规模、增速和不良率——唯有金融健康状况的改善，才是创新真正创造的价值。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黄顺威
出品：南都金融与行业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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